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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妈以为，过去了。十六年，妈没回过老家，没提过娘家，妈以为……过去了。”

    王秀兰站在一旁，咬了咬牙。

    她想起赵丽蓉说的那句话：

    “她不说，是怕连累咱们，也是怕咱们不认她。”

    其实赵桂英比任何人都想的活得心虚，总是困在过去的影子里也不肯对别人述说这些。

    “妈，”

    王建国站起来，声音发紧，“我不娶了。彩礼……咱没有，也不能出。这事就这样算了。”

    “算了？”

    赵桂英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

    “你多大岁数了？二十六！厂里跟你一般大的，娃儿都上小学了！你打一辈子光棍？！”

    “那咋办？”

    王建国也急了，脖子上的青筋暴起来，

    “人家要三十块，咱有吗？人家要我入赘，您答应吗？”

    赵桂英被噎住了。

    她站在屋子中央，背脊挺得笔直，跟以前一样总是想靠自己撑起这个家。

    但她已经老了，大家也都体恤出这老朽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。

    但赵桂英还是要撑着。

    “妈会想办法，”

    赵桂英忽然说，声音低下去，像在说给自己听。

    “妈想办法。三十块……妈想办法。”

    “妈！”

    王秀琴急了，

    “您上哪想办法？卖血？卖肾？”

    “闭嘴！”

    赵桂英猛地转头，声音近乎呐喊，但随后弱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妈是妇女主任！妈有工资！妈……妈有办法！”

    她说完，转身冲进里屋，门“砰“地关上，震得墙上的年画直晃。

    屋里剩下三个孩子，面面相觑。

    王秀兰无言，只是至窗前，推开小缝。

    天色正暮色，厂区里的烟囱都还在冒烟，给天扑灰蒙蒙。

    王秀兰在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。

    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赵桂英——那个1947年逃命的姑娘，那个十六年来硬撑着脊梁骨的母亲，那个此刻在里屋、对着铁皮盒数票子的女人。

    三十块。

    她得想办法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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