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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没找厂。”我说，“我自己干。收废铜，倒手卖。”

    父亲的腮帮子绷紧了。他端起面前那只小酒盅——里面盛着半杯红星二锅头，没喝，只是端在手里。酒面晃出一圈细纹。

    “哥又不是不干活，”炜婷突然插嘴，“他只是换了个活干。收废品怎么了？不偷不抢的——”

    父亲转过头看她。

    就一眼。不重，甚至不凶。但炜婷的话立刻断在了半截。她低下头，筷子在碗里戳着粉条，戳了几下，又小声补了一句：“反正比厂里那些光说不干的领导强……”

    声音小了，但没认错。

    父亲没理她。他转过头，第一次正眼看我。

    “你那个……收废品的，能挣多少？”

    “本钱一百二，现在有一百五十八块五。”我说，“一天能跑两三户，收几十斤铜，转手挣差价。李老头出本钱，我验货，利润三七开。”

    我把铝锅里的白菜汤盛到父亲碗里，补了一句：“比我在厂里挣得多。我原来一个月四十二块，现在我一天能挣十块。”

    父亲看着我。他的眼睛很亮，比我想象的亮，但那双眼睛底下有很深的眼袋，是常年上夜班熬出来的。他没说话，低头喝了口酒。

    桌子底下，母亲的脚轻轻踢了父亲一下。

    父亲没反应。他又夹了一筷子白菜，嚼得很慢。

    “我想先做收铜，”我说，“等本钱够了，开一家自己的店。不卖废品，卖五金材料。一条街就一家，没人竞争的那种。”

    父亲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。很短，大概半秒钟。然后他继续嚼，咽下去，端起酒盅，把剩下的二锅头一口喝完。

    “吃饭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桌上又只剩下电视机的声音和咀嚼声。母亲端起碗，喝了一口汤，眼镜片上蒙了一层热气。她摘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，又戴上。

    父亲站起来，走进里屋，门帘子哗啦一声响。片刻，他出来了，手里拎着一个小布包，是母亲缝衣服剩下的布头拼的。他往桌上一放，转身又坐回藤椅，拿起《工人日报》，报纸哗啦一响，遮住了脸。

    母亲打开布包，里面是两个煮鸡蛋，皮上还有温热的水汽。

    “你爸早上买的，”她说，“说要留给你。”

    我把鸡蛋推过去：“给炜婷吃。她念书费脑子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吃。”炜婷把书合上，“哥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，公平。”

    母亲把鸡蛋一人碗里塞了一个。

    饭后，炜婷从里屋翻出一张纸，啪地拍在桌上。是一张成绩单，红墨水印的，年级第三。她没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点了点那个”3”，下巴抬着，嘴角却压着笑。

    “不错。”我说。

    “什么叫不错，”炜婷瞪我，“全年级三百多号人呢。”

    我笑了。前世这个时候，炜婷正因为家里凑不齐下学期学费，偷偷去饭馆洗过碗。后来没参加高考，去了纺织厂，十九岁那年被机器绞断了三根手指。那年她二十一岁，我二十三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连她手术费都拿不出来。

    “继续保持，”我说，“哥供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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