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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周处长回京的消息，像一阵风，在省城的圈子里悄悄传开。有人幸灾乐祸，有人暗自揣测，更多的人在观望——郑东海这棵大树，还能撑多久？那些曾经围着他转的人，现在接电话的语气都变了，不再是唯唯诺诺，而是带着一种试探和敷衍。

    郑东海比谁都清楚自己的处境。

    三天里，他跑了两家银行，去了四个饭局，打了十几个电话。结果一地鸡毛。原先那些一见他就堆笑脸的人，现在要么说“再研究研究“，要么干脆推说“不在省城“。银行的信贷部主任见了他，客客气气地倒茶，一说到贷款的事，就开始打太极。郑东海坐在信贷部主任的办公室里，手里端着那杯滚烫的茶，心里凉透了。

    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。周处长在的时候，他是省城商界的一方诸侯；周处长一走，他就成了落水狗。

    但郑东海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。在商场上混了十几年，他手里不可能只有一张牌。正面打不过，那就换条路走。商场如战场，能赢的手段就是好手段。

    第四天下午，郑东海换了一件旧外套，开了一辆半新不旧的桑塔纳，没有带司机，自己开车出了城。

    他没有去市区那些高档茶楼，也没有去任何认识的人会光顾的地方。车一路向西，穿过老城区，开过两条正在修的马路，最后停在城西一片破旧的平房区。

    这里叫麻坊巷，是省城有名的“三不管“地带。路窄得只能过一辆车，两边全是低矮的砖瓦房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的青砖。墙根下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，烂菜叶子、破纸箱、生锈的铁丝，空气中飘着一股潮湿的霉味。偶尔有野猫从垃圾堆旁窜过，眼睛在阴影里发着绿光。

    郑东海停好车，走进一家没有招牌的茶馆。

    茶馆的门面很小，门框上贴着褪色的春联，半边已经撕破了，只剩下“招财进宝“四个字还勉强粘着。掀开油腻的棉布门帘，里面烟雾缭绕，几张破旧的木桌边坐着几个汉子，正在打牌。看见有人进来，几个人的手都停了停，目光在郑东海身上扫了一圈，像打量一块送到嘴边的肉，又低下头继续摸牌。

    “找谁？“柜台后面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问，眼皮都没抬。她正用一把缺了口的水果刀削苹果，果皮连成一条线。

    “刀哥在吗？“郑东海压低声音。

    老太太抬眼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在他身上打了个转，朝里屋努了努嘴。那眼神像是在说：又一个送钱的。

    郑东海穿过外间，掀开里屋的门帘。里屋比外间小，摆着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放着茶壶和几个茶杯，茶渍在杯沿上积了厚厚一圈。桌子旁边坐着一个男人，四十来岁，寸头，脸膛黝黑，左眉上有一道疤，从眉骨一直延伸到太阳穴，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。他正翘着二郎腿，慢悠悠地喝茶，手里也盘着两个核桃，咯吱咯吱响。

    “刀哥。“郑东海叫了一声。

    刀哥抬起头，目光在郑东海脸上停留了几秒，忽然笑了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：“哟，郑总。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破地方来了？您可是省城的大人物，平时请都请不动。“

    “有事想跟刀哥商量。“郑东海拉过一张凳子，在刀哥对面坐下。凳子腿不太稳，他身体不自觉地前倾，双手放在桌上。

    刀哥给郑东海倒了一杯茶，茶是隔夜的，颜色发暗。他推过去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郑总现在可是省城的大人物，能有什么事找我这种小老百姓？“

    郑东海知道刀哥在装。麻坊巷这一片，刀哥说一不二。赌档、放贷、收保护费，全归他管。手下养着二三十号人，都是敢动手的主。前年有个外地商人来省城抢地盘，得罪了刀哥，三天后人就在医院躺了半个月，肋骨断了四根。事后警察来了查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查出来。省城的商人，但凡遇到“不好解决“的事，都会想到刀哥。但刀哥收费高，一般人请不起。

    “不开玩笑。“郑东海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放在桌上，推到刀哥面前。纸袋不薄，里面是一沓沓的现金，“五万块定金。事成之后，再付五万。“

    刀哥没急着拿袋子，手指在茶杯沿上转了一圈，眼睛盯着那纸袋：“郑总出手阔绰。说吧，什么事？“

    “开发区有个小子，叫炜杰。“郑东海的声音压低，“最近挡了我的路。“

    “炜杰？“刀哥眉头皱了皱，核桃在手里停了停，“听说过。开发区那片新起来的，开店开得挺猛。据说背后有点关系。“

    “我要给他一点教训。“郑东海说，“不用出人命，但要让他知道疼。断条腿，或者断只手，都行。让他长点记性，别在省城的地界上太嚣张。“

    刀哥沉默了几秒，手指敲了敲桌子，盘算了一下：“十万块，断条腿。郑总，这买卖我做了。“

    “成交。“郑东海伸出手。

    刀哥握住他的手，咧嘴笑了。眉上的疤跟着牵动，像一条爬在脸上的蜈蚣活了过来。他的手很粗糙，掌心全是老茧，握得郑东海指骨发疼。

    “三天之内，郑总等消息。“刀哥松开手，拿起牛皮纸袋，掂了掂重量，满意地塞进怀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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